| 發布日期：2022-08-10 14:34:04 來源：文匯報 分享到： |
南京云錦明代龍袍。南京云錦博物館藏
唐代絲織業很發達,婦女大量從事絲織勞作，唐代張萱的《搗練圖》即可作為印證。圖為該圖的局部拼接
南宋《蠶織圖》局部。黑龍江博物館藏
展現從前婦女紡紗織全部生產過程的蜀繡《女十忙》
七夕是中國傳統節日。人們或許未必意識到，七夕的主角、主紡織絲帛的女神織女以及自漢代就被吟誦的七夕詩句“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無不呈現出對于中國千年紡織傳統的觀照。
蠶桑絲織可謂凝結中國歷史、科技、藝術、文學、美學、民俗等標志性文化的綜合形式，有利于建構民族的認同。無論陸上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這條亞歐商貿與文化交流的交通大動脈，已成為一條東西方文明與文化融合、交流的對話之路。如今，作為文明互鑒交流與文化對話媒介的世界文化遺產，中國的蠶桑絲織文化正以“一帶一路”為載體，多方位開啟一系列蠶桑文化的復興、重塑與再造。這部歷久彌新的錦繡華章有待大眾細細品讀。
——編者
甲骨文中與“絲”相關的“桑、蠶、帛、束”等多達百余字，且中國古代絲織物類目繁多，如羅、紋、綺、錦、繡等。《詩經·小雅·巷伯》中出現的“貝錦”,鄭玄注為“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五色斑斕的錦，以彩色絲線織成，需要先進的織機與技法，自出現后便被視為貴重的高級織物。戰國時“錦”“繡”二字常連稱，以代表最美麗的織物，后成為“美麗、美好”的象征，如錦繡文章。
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此后“絲綢之路”綿亙萬里、延續千年，以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精神，于2014年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是最具開放性和世界影響力的文化遺產之一。中國絲綢隨絲路貿易的流動，成為聞名世界的文化標志符號。2009年，“中國蠶桑絲織技藝”成功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自此，一項線性世界文化遺產與一項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共同開啟了東西方文明交流賡續的新篇章。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的中國蠶桑絲織傳統技藝，不僅包括杭羅、緙絲、蜀錦、宋錦等織造技藝，還包括軋蠶花、掃蠶花地等一系列生產習俗，突破了傳統手工技藝與知識的范疇，滲透至民眾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民間信仰、文學與口頭傳統、節日慶典、民俗儀禮以及民間藝術等等。知識、技藝與蠶桑文化空間共同形塑了中國絲綢遺產的完整結構，豐饒的蠶桑絲織文化成為遺產保護中最具深層意涵的重要部分。
桑蠶神話充分展現中國先民瑰麗而浪漫的想象,為此后文學、藝術、民俗等發生發展，提供了豐沛的創造源泉
蠶桑絲織文化對中國社會運行的深層結構與東方思維影響深遠。從中國浩瀚的典籍與圖像中，可以溯源“祀奉先蠶”的國家禮制，審讀“務農課桑”的道德規訓，更為可貴的是流傳于世的蠶桑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諺語等，以口口相傳的鮮活形式建構出一座口頭資源的寶庫。有關桑蠶神話主要體現為這樣兩種：
一是桑樹神話。上古時期，桑林不僅是蠶桑的生產場所，也是進行“祈雨求子”等巫術活動的圣地，桑樹故又被稱為“生命樹”。先民從桑樹中生發出了“扶桑”“空桑”“帝女桑”等神話概念，認為通過桑樹的靈媒能與天神溝通，得到神靈的恩賜或圣賢先哲的指引。
《山海經·海外東經》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說文解字》也指出“扶桑神木，日所出。”將“日出扶桑”和“十日神話”緊密相連。“桑林祈雨”說的是“湯之時，七年大旱，湯乃以身禱雨于桑林。”商湯王以身祈雨的仁德感動了上天故而降下甘霖，此傳說先后見于先秦諸子，如《墨子·兼愛》《荀子·大略》《淮南子·主術》《論衡·感虛》等。
“空桑”的傳說故事則與三位歷史賢哲相關，他們分別是上古時期的顓頊、商朝宰相伊尹和春秋戰國的孔子。《呂氏春秋·古樂篇》記：“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呂氏春秋·本味篇》述：“有莘氏女子釆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春秋諱·春秋演孔圖》云：“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澤之陂……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
“帝女桑”的神話最早見于《山海經·中山經》：“又東五十五里，曰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余，赤理黃華青拊，名曰帝女之桑。”說的是南方赤帝的女兒修道成仙，在南洋崿山的桑樹上作巢不肯下樹，赤帝愛女心切，放火燒了桑樹，而女兒也隨之升天的神話故事。
二是蠶蟲神話。流傳甚廣的“馬皮蠶女”民間故事由“蠶馬神話”演化而來，最早可溯至《山海經·海外北經》：“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這里歐絲女子尚是蠶神的雛形；到了戰國時期荀子的《賦篇》中，則記有“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此時的蠶女已與馬形聯系在了一起。
日本延歷寺沙門安然在《悉曇藏》中描寫道，南天竺國之境內有馬國，當地人聲音、樣貌都酷似馬匹，“馬鳴菩薩”曾經化身為蠶蟲現身該國“自口出絲令人作衣”。東晉干寶的《搜神記·女化蠶》完整講述了“馬皮蠶女”的故事：“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于樹上。”到了宋人戴埴的《鼠璞》中“蠶馬同本”條目引述了《搜神記》故事，并指出民間蠶神“馬頭娘”與“馬鳴菩薩”在情節與文本上已融合在了一起。
中國地方性的蠶神祭祀多軌并行且具有典型的地域色彩。蜀地祭祀的蠶神是蠶叢氏、青衣神。蠶叢，文獻載其為古代蜀王，傳說他曾服青衣教人蠶桑，肇興蠶織，死后被尊為青衣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載：“傳蠶叢氏初為蜀侯，后稱蜀王，常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蠶事。鄉人感其德，因為立祠祀之。”
中國的桑蠶神話在追溯桑蠶起源時，摻雜了遠古時代物靈、圖騰、化身等原始文化成分，充分展現了中國先民瑰麗而浪漫的想象,為此后文學、藝術、民俗等的發生發展，提供了豐沛的創造源泉。
絲織可“正人心，厚風俗”，對中國農業社會穩定的生產與家庭構成，乃至華夏傳統文化體系穩定的維持，均有深遠意涵
“治民之道，宜務于本，廣農桑”。絲織的教化功用，首先體現在禮制上供奉“先蠶”以勸織。“先蠶”嫘祖傳說是黃帝的元妃，《史記·五帝本紀》中記：“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嫘祖在教民育蠶、治絲上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周代《三禮》——《儀禮》《周禮》和《禮記》，是為國家正統的“禮典”，其中就記載了“王親耕，后親蠶”“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的祀禮。《后漢書·禮儀志》中載：“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祠先蠶，禮以少牢”，首次出現了“先蠶”的稱謂。《隋書.禮儀志》中則詳細描述了從周到隋的國家祭祀蠶神體系：“后周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女弋，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奠先蠶西陵氏神。”
由于桑蠶帶來穩定的收入并可作為主要的賦稅來源，自宋以降，先蠶祀典為歷代王室所重視。由皇后親自主導的“先蠶”祭祀，往往成為由帝王親率的“先農”祭祀的配套禮制。如宋羅泌《路史·后紀五》記：“西陵氏之女嫘祖為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瘃之患，后世祀為先蠶。”
元代王禎的《農書》匯總了魏、晉、北齊、后周至隋朝各朝先蠶壇的不同規格并繪制了“先蠶壇”，中央豎立先蠶靈位，四周由皇后率領群妃拜祭的場景。“先蠶”助祭，從教化的角度來說，可“正人心，厚風俗”，對中國農業社會“男耕女織”穩定的生產與家庭構成，皇權統治、天下太平的鞏固，乃至華夏傳統文化體系穩定的維持，均有著深遠的意涵。
其次是典籍中褒揚絲織的母儀規訓。最為著名的“孟母斷機”，出自西漢劉向的《列女傳·母儀傳》：“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學，若吾斷斯織也。’”孟母認為“子之所學，猶如織機”，須識累絲成寸，累寸成尺、成丈、成匹，方為有用之物；而懶學倦迨，猶如斷機自棄其功。自此，孟子發奮篤志，朝夕勤學，遂成大儒。孟母“斷機”勸學的警喻，為后世流芳成為母儀的典范。
《列女傳》中還記載了魯季“敬姜說織”的故事。文伯相魯，他的母親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敬姜以織機的不同部位喻指治國的要訣就在于經緯之上。幅，為控制織物幅寬的幅撐，“正曲枉，可以為將”；物，為整理經絲的工具，“治蕪與莫，可以為都大夫”；綜，為提升經線的綜桿，“推而往，引而來者，可以為關內之師”；軸為卷布軸，“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可以為相”等。敬姜形象地以織機喻指充分了解賢才并委以重用，讓文伯透徹領悟，再拜受教。
此外，還可從圖像記錄上來勸織教化。《耕織圖》是以農事耕作與絲棉紡織等為主題的繪畫題材。追溯桑蠶意像的圖案，可推至更早，如戰國銅器上的采桑圖，秦漢之后以至隋唐，畫像石、畫像磚及墓室壁畫、石窟壁畫中的采桑圖、紡織圖等。
嚴格意義上的勸織圖，始自南宋樓璹繪制的《耕織圖》，這是我國第一部體系化的農學記錄，真實反映了當時的農業生產技術與勞作場景。繪制的45幅場景中，耕圖21幅、織圖24幅。“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之圖，系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以“一圖、一景、一詩”圖文并茂的方式，完成務農課桑的科學技術傳播，更凸顯了“民生民情”的社會教化功能。此后，歷朝官方多沿用“耕織圖”的圖、詩并置方式以達勸課農桑之績，如元代程棨的《耕織圖》、清康熙的《御制耕織圖》等。
“蠶桑者，衣之源，民之命也”。農桑關系到國計民生之根本，目的是“以示子孫臣庶，俾知粒食維艱，授衣匪易”“教化百姓專于本業、勤于耕織”。
蠶桑絲織意象被賦予文學性審美意蘊和特定文化內涵。桑園或桑田，成為詩人抒發心性與明志的創作題材而被反復歌詠
縱觀蠶桑絲織文化千年演進，不僅解決了國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更以豐饒的經濟產能養育生民，為社會治理制度的建構，夯實了物質性基礎；同時，蠶桑絲織也滋養出了漢語瑰麗的語匯，編織出璀璨的文章，此種詩性美學已如同銘紋般鐫刻于華夏子民的心性之中。
在詩歌創作中，蠶桑絲織意象被賦予了文學性的審美意蘊和特定的文化內涵。桑園或桑田，成為詩人抒發心性與明志的創作題材而被反復歌詠。文人士大夫階層，無論是身處居廟堂之高，或處江湖之遠，均毫無例外地對豐沃的桑葉、醉人的桑葚，抑或是美麗的采桑女，恬靜的田園生活充滿了向往與熱愛。
如《詩三百》中的蠶桑之作,既有描寫農桑的勞作場景與清新活潑的田園風光，《魏風·十畝之間》的“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又有表達青年男女相慕與幽怨的愛情詩篇，如《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更有漢樂府《陌上桑》的“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三國曹植《美女篇》的“采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南北朝樂府的《采桑度》“女兒采春桑,歌吹當春曲。冶游采桑女,盡有芳春色。”諸多詩作展現了采桑女動人的面容，猶如春日明媚的陽光，成為世間美好之物的代言。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東晉詩人陶淵明，則為蠶桑賦予了“隱逸、恬淡”的魏晉風度。他的田園詩集思想性、藝術性為一體，《歸園田居》五首為其代表。“代耕非所望,所愿在田桑。”陶氏通過蠶桑農事營造出“田園居”這一具有理想主義與象征意味的美學環境，成為此后文人創作詩文，撫慰身心、平復躁動情緒、培養安寧恬淡人格的修為方式。
隨著唐朝詩文進入鼎盛期，《全唐詩》中與蠶業相關的詩歌多達490多首，形成了“自然、平和、簡樸”的田園詩派。通過對蠶桑勞作的摹寫，表達出文人士大夫們希望脫離塵世、享受田園之樂的人生理想。如李白《贈清漳明府侄聿》的“繅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孟浩然《過故人莊》的“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自此，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課桑眠蠶、宿夜機杼、美酒放歌等一幅又一幅平和、沖淡的田園圖像。
從民間說唱表演“掃蠶花地”，到江南婚嫁儀式中的送蠶花、點蠶花，人們藉由蠶桑絲織表達對祥和生活的向往
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世界里，蠶桑絲織的每一生產階段均形成了獨特的知識與技藝體系，不僅是智慧與經驗的沉淀，更成為了民間生活儀軌的重要見證，滲透于蠶桑信俗、食俗、娛俗、民居營建與婚喪嫁娶等各個方面。
“蠶花廟會”是江南祈蠶的公共空間形式。在浙江湖州含山一帶，每年清明前后要舉行“祭龍蠶會”或稱“軋蠶花”。江南發達的水系，為蠶花廟會增添了舟船的華彩。從四方搖舟而來蠶農，紛紛向蠶神供奉并叩拜行禮以祈當年蠶花豐收。各色船只于江中競演，既是酬神的演樂，也是娛人的風尚。兒童在彩臺高搭的名閣船上扮演著戲出角色；藝人在數丈高的船竿上表演雜耍；拳船上，則上演驚心動魄的拳腳飛騰。舟船往來，圍觀者終日不散。
“掃蠶花地”則是一種從古老的祈蠶儀式演化而來的民間說唱表演。通常由女子單人唱舞，并以小鑼伴奏。表演者頭戴蠶花，身穿紅裙，手拿紅綢，模擬掃地、糊窗、撣蠶蟻、采桑葉、喂蠶、捉蠶、換匾、上山、采繭等一系列蠶事生產動作，在此過程中，蠶花娘娘會送來吉祥的蠶花以示庇佑。
“祈蠶儀式”，一般會在蠶室特別方位的墻壁上砌神龕以供蠶神像的“神碼”或“碼張”，以示對蠶神的敬畏之心與祈求蠶事旺盛的愿景。“祛蠶祟”則是使用厭勝的方式來保護蠶業生產：一是在白虎星神像前供奉酒肉，使其飽餐，以免作祟；二是于門前掛弓箭，或是地面以石灰畫白虎，恐嚇其不敢接近；三是取食螺螄并將其殼撒于屋頂，意為驅散蠶病；四是貼門神畫或蠶貓紙畫，在蠶房供奉泥塑蠶貓等。
江南婚嫁儀式中有送蠶花、點蠶花、討蠶花蠟燭、撒蠶花銅鈿、經蠶肚腸、送桑樹陪嫁等習俗。在浙江海鹽一帶，女方“送蠶花”是象征性地選擇一張蠶種或是幾條蠶蟲作為婚嫁的信物送到夫家，意味著將娘家的“蠶花運”帶至夫家；接親時，夫家要向四周拋撒“蠶花銅鈿”以代替棗子、花生的“撒帳”儀式；新婦“回門”前，要在家中女性長輩面前打開嫁妝箱，一一點數陪嫁的衣裙等，俗稱“點蠶花”。
民居建造新屋上梁時，要舉行古老的賧神儀式“接蠶花”。上正梁時懸掛的紅綠綢絹須由娘家制作，交由木匠掛于正梁之上，并向下拋撒事先備好糕點、銅鈿、糖果等，由房主夫婦手扯被單接拋撒下來的物品。木匠欣然唱起《接蠶花》歌：“四角全被張端正，二位對面笑盈盈；東君接得蠶花去，看出龍蠶廿四分。雙手接得蠶花去，一被蠶花萬倍收。”
總之，藉由蠶桑絲織表達對富裕、祥和生活的訴求與向往，正是蠶桑民俗風尚生生不息，世代相傳的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