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日期：2020-05-11 13:53:11 來源：絲綢蘇州 分享到： |
中國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的先民們很早就種桑養蠶，最早的古蜀國君主就號稱“蠶叢氏”。“蜀”字起源若從甲骨文考索，有一種說法也解釋為蠶蟲，代表當地是手工紡織的起源地之一。而蜀錦是古代絲綢品中一種高檔錦緞，今天很多人因為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名句知道四川成都有“錦官城”的別稱，但蜀錦究竟何時產生，為什么成都被叫錦官城，蜀錦在歷史上的演變和功用，都值得今天人們回味和探究一番其中的淵源。
成都什么時候開始生產蜀錦？
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作為中國古絲綢的起源地之一，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來說，關于中國絲綢的如何起源一直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話題。正如古代傳說中教會人們種桑養蠶的蠶叢氏是古蜀人，畢竟是傳說故事。同樣，關于軒轅黃帝的妻子嫘祖教會世人紡織也是傳說，而且嫘祖的故里西陵到底在哪里說法不一，但有一種說法就是今天綿陽市的鹽亭縣，她也是古蜀人。
古代傳說無法作為確信的史實，但能夠側面說明四川與絲綢紡織起源的某種關系。而且，古印度地區也早在春秋戰國時候就有中國絲綢通過以四川、云南為重要媒介的南方絲綢之路輸出，南方絲綢之路產生于秦漢大一統之前，也是客觀事實。
錦緞作為高級絲綢品種，原本并非四川地區獨有，著名建筑學和營造學大家朱啟鈐的《絲繡筆記》中說：“蓋春秋末時蜀未通中國，鄭、衛、齊、魯無不產錦。”又云：“自蜀通中原而織事西漸，魏晉以來蜀錦勃興……”西漢時，蜀錦品種已經因為花色繁多，品質優秀而行銷中原和海外。三國蜀漢時期譙周在《益州志》記述：“織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盛于初成”。兩漢到三國，蜀錦的地位一直在國內高級絲綢品中遙遙領先，成為中國優質絲綢品的代言人，也創下歷史上的巔峰榮譽。
三國蜀漢時期，丞相諸葛亮把蜀錦生產放在重要位置，蜀錦不僅是對外貿易的商品，而且也是軍費開支的來源。《太平御覽》引《諸葛亮集》：“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據資料顯示，成都聚集的錦緞織工多達7.6萬人，直到蜀漢滅亡時，庫存的蜀錦綢緞依然多達20萬匹。雖然當時三國之間互相敵對，但像蜀漢和曹魏對蜀錦的貿易一般沒有中止，以曹睿等君主和貴族生活崇尚奢侈，他們對蜀錦卻非常鐘愛。雖然蜀漢北伐階段會中斷貿易，但很多曹魏商人卻冒險會大量走私蜀錦，有時候貴族的需求量大，曹魏官府還會從吳國采購蜀錦，哪怕滿足東吳從中賺取差價。而東吳從劉備入川以后，雙方就開始展開蜀錦貿易。后來劉備伐吳，雙方一度敵對，但諸葛亮恢復與孫權通好以后，貿易就淵源不斷，成為支撐蜀漢經濟的重要渠道。
通過以上，其實大體已經可以了解蜀錦在古代的主要功用，大部分是用于貿易，而變相來說是用于皇帝、貴族的封賞和體現奢華，能夠穿戴蜀錦的無疑都是貴族顯宦。
看到古代諸多文獻資料對蜀錦等高級綾羅綢緞的各種贊美，以及歷史上廣受歡迎，其實并不說明這些高級絲綢品的普及程度非常高，恰恰相反，古代絲綢基本沒有流通民間。盡管全國很多地方都有大量民間百姓加入絲綢生產，紡織技術非常普及，但民間很少有人穿得起綾羅綢緞。之所以大量百姓都會生產紡織各種布匹綢緞，主要是提供給官府充當賦稅，尤其南北朝到隋唐實行租庸調制，一是繳納谷物，一就是繳納布帛。
從古到今，蜀錦通過官方貿易到塞外諸國是一大渠道，正如很多史料提到絲綢之路貿易，不論北方草原之路還是南方海路都如此。例如西域一些邦國的蜀錦都普及，如張騫出使西域見到當地流行蜀錦。好比如今眾所周知的精絕國發現的國寶級文物《五星出東方錦護膊》，是漢代蜀錦體現“五色輕絲”高超技法的一級品種，絕無僅有的實物證明。
成都織錦生產源遠流長是沒有多少爭議的，但是，究竟從什么時候開始有錦官，說法有兩種，但兩種說法并不完全割裂。一種比較冷門的解釋，因為四川蜀錦在先秦時期就已經頗有盛名，古人利用流經成都的江水濯錦，色彩明亮鮮艷，而且人數非常多，江水經常呈現五光十色，艷麗似錦，習慣上就稱流經成都的江水為錦江。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等人率大軍攻占巴蜀。不久，張儀和張若修參考咸陽城而修建成都。有鑒于古蜀以蠶桑紡織著稱，為富庶之地。秦國占據巴蜀奠定超過中原六國的實力基礎，所以，張儀所建的成都城本就是一座突出商業特征的城市，于荑里橋南立錦官，專門在蜀錦發達的成都管理蜀錦織造。因此這一說法認為，錦官早在戰國后期就已經出現。
雖然不能完全肯定這一說法的真實性，但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的時候，的確在外邦見到有精美的蜀錦流傳，基本是事實。蜀錦流傳西域的客觀實證，也是凸顯古代絲綢之路名揚天下的一個重要依據。西漢武帝多年開疆拓土，因為張騫出使得到市場需求，為了通過貿易絲綢充實國力，進一步加大蜀錦的生產和管理，再次設立錦官，西漢中期將錦官制度化可能更有說服力。
但另一種流傳比較廣泛的說法，還是三國時蜀漢專門在成都設立錦官，以集中管理織錦工匠。從兩漢到蜀漢時期，成都的織錦手工業特別發達，南北兩條絲綢之路都不斷輸往外邦，蜀錦美名遠揚。蜀漢在三國中處于弱小，蜀錦是對外貿易、支撐經濟的主要商品，因此專門設置“錦官”集中織錦工匠，規模化地進行蜀錦生產，并特別筑城以保護蜀錦生產，被稱為“錦官城”，后人簡稱“錦城”。
南朝蕭梁的李膺在《益州記》里寫道：“錦城在益州南、笞橋西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也。其處號錦里，城墉猶在。”顯然，成都的確專門為生產蜀錦開辟過一處比較封閉的地方專門叫錦官城，位于城南錦里、其實不完全就等于今天的錦里，而是以老南門大橋以西的一個片區，而錦官官署含糊其詞是“流江南岸”。據《成都街巷志》等書籍考證推測，從今天錦里背后到百花潭一帶都屬于錦官城，而錦官官署大概位于成都以南某處，具體位置測可能是成都百花潭公園以南介于武侯祠之間的某個地方。
據資料顯示，“錦官城”南的織錦工場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工藝技術水平最高的官辦織錦工場。成都東南一直延伸到雙流華陽一帶，還聚集有許多民間手工業織錦作坊。總之，成都城南是非常最集中、最興盛地區。后來為方便官員和客商往來運輸蜀錦，專門設立錦官驛，是歷史上成都最大的驛站之一，大概位于著名的九眼橋一帶，附近的碼頭也是成都古時候最大的錦江碼頭，著名古詩“王浚樓船下益州”，就是從成都城東南的碼頭出發。
到唐代，巴蜀之地以及成都的工商業一直繁華興盛，號稱“揚一益二”。巴蜀是支撐長安、洛陽京城的經濟重鎮，所以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遇到危難都會往四川逃跑。杜甫的著名詩句“花重錦官城”之所以流傳千古，因為杜甫的優點一貫寫實，他居住在成都城西浣花溪一帶，能夠看到當時錦官城的優美環境，唐朝成都的芙蓉花有名正是從錦官城開始。
杜甫是喜歡花花草草的人，他的草堂周圍樹木，花草，都是他到處向別人要來種子親自種的，所以寫下當時見到城南錦官城花團錦簇樣子。但錦官城并不指整個成都，正如杜甫的另一名句“錦官城外柏森森”，是寫錦官城之外紀念諸葛亮的祠堂。而到五代后蜀的后主孟衍，才把皇宮所在皇城四周也種上芙蓉花，成都就因此流傳蓉城的美名。
唐朝時期的蜀錦在新羅、高麗、日本等地也十分風靡，尤其日本專門流傳“蜀江錦”這一獨特稱呼，在京都正倉院、正隆寺均珍藏有不少高檔精美的蜀錦。從貞觀時期開始，流行古代書法藝術的“文字錦”，例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之類。
當時，由益州大行臺檢校修造竇師倫主持設計的一批蜀錦圖案式樣，被唐代宮廷作為內庫織錦的標準范式。竇師倫作為一流蜀錦織造專家，早年是秦王李世民府上的屬官，但他并不是四川人，而是關中望族竇家一份子，據說父親竇抗是李淵之妻竇氏的堂兄。竇師倫廣泛吸收西域地區的圖案技法，設計出許多精美款式，以對稱圖案為基礎，一直風靡到唐代后期。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載“：竇師倫，…敕兼益州大行臺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斗羊、翔鳳、游鱗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后來新疆吐魯番、青海都蘭等地都出土過這種蜀錦，如新疆出土的國寶《五星出東方錦護膊》《黃色連珠龍文綾》都是精品。如前段時間五星錦才用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的漢代織錦機重新仿制修復了全部圖文，而《連珠龍文》的背后明確寫有景云元年（710）雙流縣字樣，都能證明蜀錦的風靡。當時唐朝的貴族女子大都以擁有一件“陵陽公錦”為時髦。
唐玄宗以后，四川地區生絲產地以果州（今南充）、保寧（今閬中）等地著稱，成都主打產錦，如貢品五彩背心在長安每件價值百金。唐朝后期南詔屢屢騷擾成都，多次強行帶走許多蜀錦工匠，使南詔地區也廣泛流行蜀錦，客觀上擴大蜀錦和紡織技術在云南民族地區的傳播。
宋代蜀錦依然興盛，每年十二月中，專門以四月號稱“錦市”，分門別類生產不同的錦緞，貢品生產有花式和標準，用來市馬的花式圖案又有區分。《宋史•輿服志》中，寫了各級官吏服裝用錦的不同品種。如：“中書門下、樞密、皇親、大將軍以上, 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雕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獅子大錦……凡七等。”基本都是以蜀錦為普遍。北宋流行過一段時間上元節穿的“燈籠錦”，寓意一種五谷豐登的吉兆，也是蜀錦。相傳仁宗的張貴妃穿上燈籠錦，皇帝很喜歡，貴妃趁機告訴仁宗說是名臣文彥博設計的，仁宗十分高興，就把文彥博進一步提拔重用。這個故事記錄在梅堯臣所作《碧云騢》中，因為張貴妃父親當年曾經是文彥博府上的門客，為了幫助文彥博提議用蜀錦討皇帝喜歡。
文彥博這個故事也標志了蜀錦開始增添許多文人士大夫的審美風尚，宋代蜀錦的一些風格開始轉變，最著名的就是“流水落花錦”，似乎來自李煜的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以梅花和桃花圖案夾雜波浪紋為主，這種蜀錦一直到明代都十分風靡，而且其他各地錦緞都大量山寨、仿制。也是從宋代起，以蜀錦為標桿，其他地區織錦開始興起，如打著宋錦旗號江南地區，尤其南宋主打杭州、蘇州的紡織工業，充分借鑒蜀錦的工藝，迅速提升，成為宋朝織錦的代表。但其審美和工藝基礎是蜀錦，正如南宋大詩人陸游來到成都以后，也曾在《晚登子城》詩中感慨：“錦機玉工不知數，深夜窮巷聞吹笙”。
到清代，四川的蜀錦和其他紡織品生產都是全國重鎮，即使太平軍一度占據江浙十余年，也以大量生絲和絲綢品遠銷海外賺取利益。而清朝方面就把“織造府”（即著名的江南織造局，曹雪芹祖上出任的）轉移到成都。據《清朝續文獻通考》記載，光緒年間，“成都有機房二千處，織機萬余架，織工四萬人；絲織品占全川總額百分之七十，成都以產錦為主”，有“晚清三絕”的“月華”、“雨絲”、“方方”錦。
四川的手工紡織業在西洋機器布匹大量進入以后，曾掀起過著名的土布洋布之爭，一度受到很大沖擊，跟著也順應歷史趨勢進入縫紉機為代表的機器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