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日期：2020-05-07 09:57:36 來源： 分享到： |
隆昌夏布蜚聲海外
紡織夏布
失落的夏布
苧麻
陳偉平
夏布，又稱麻布、苧布，是明代以前中國人最主要的衣料之一。巴蜀地區自秦漢起，便是麻布的主要產地。漢代，蜀布曾經南方絲綢之路遠銷印度。唐代，蜀布成為巴蜀主要的外銷商品，杜甫在《夔州歌十絕》中就描述到：“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但在元明時，苧麻在四川大量減產，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戰亂，更使蜀布的織造和販運受到嚴重打擊。直到清初“湖廣填四川”運動的興起，來自楚粵閩贛的移民才將織麻技術傳回四川，逐漸推動了巴蜀夏布的復興。在這個過程中，客家移民可謂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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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婦女撐起夏布一片天
閩粵贛客家地區在唐宋時代就已種麻織布，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夏布已在當地廣泛流行。如咸豐《長汀縣志》云：“邑婦女不業蠶織，鄉多績紡”。康熙《寧化縣志》云：“苧布四鄉皆有，鄉無不績之婦故也。”同治《大埔縣志》也云：“城鄉中無論貧富婦女，績苧織布，以備夏服。”道光《寧都州志》則云：“州治風俗不論貧富，無不緝麻之婦女。”因為閩粵贛客家地區“山多地少，男子謀生多抱四方之志”，故織布多以家庭婦女為主，以致夏布又被稱為“家機布”，意“別于市肆機布之謂也”（光緒《石窟一征》）。
在客家地區，根據麻質的不同，有“青黃白絡火”之分。黃、白麻稱為“苧”，也叫白緒。青、絡叫“麻”，火則為“火麻”。其中，絡麻性柔，最適合織造為衣物。在清代，由絡麻織成的“程鄉葛”遠銷外省，和“程鄉繭”齊名，都是梅州的特產。
在清初的移民填川中，織麻紡線成為許多客家移民路上必備的“維生之計”。勤勞的客家婦女正是靠著織麻，支撐起了一家老少的衣食之需，挨過了跋山涉水的艱難困苦。如雍正四年廣東長樂黃氏在入川途中“每宵旅寓，必令孫輩讀書，媳輩績麻，至簡則四十觔有奇”（簡陽《黃孺人墓志銘》）。與黃氏同鄉的張劉氏在入川途中也靠著績麻一路撐到了榮昌縣，抵達之日，“僅剩錢百余文，麻紗、線子幾斤”（宜賓《張衍祚公履歷》）。來自龍川縣的鐘王氏在入川之初，也“夜則偕女與媳紡織于內，節用省食，課子教孫”（郫縣《鐘氏族譜》）。同縣入川的駱葉氏勤儉持家，白天“砍柴擔柴掉瓦”，夜晚“紡織織機針裁”。正是在傳統倫理的熏陶下，“庚布”（客家話：織布）成為了客家婦女“勤儉溫良”的寫照，在客家人家庭里代代相傳，也使夏布在四川獲得了“娘子布”的名稱。
客家婦女的“善織”，為亂后四川夏布業的復興帶來了動力，在地方志中也留下了不少記錄，如郫縣犀浦一帶“多粵籍婦女，多織布，間有手布”（民國《郫縣志》），崇寧縣一帶“邑中女工不善紡織，種此（苧麻）恒少，住崇之粵東籍常能種植，又能織”（民國《崇寧縣志》）。乾隆三十年（1765），四川總督阿爾泰更是因“川民不諳紡織”，提出“廣招織工教習土人，并令婦女學識”，充分體現了楚粵婦女對四川土著的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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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商人推動了麻布復興
除了婦女，客家織匠和布商也對夏布技術的提高和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所謂：“大抵屬湖廣者習故常，信巫覡，以楚俗尚鬼也。屬廣東者趨利益，好爭奪，以粵俗喜斗也。屬江西、福建者樂遷徙，善懋遷，以贛閩濱江臨海，利交通也”（民國《瀘縣志》）。在川的閩粵贛客家移民沿襲了原鄉農商兼營的傳統，織造和販賣夏布成為了不少客家移民的主業。在康熙末年，就有來自江西贛州的廖氏移民在隆昌石碾一帶編織夏布。廣東興寧縣的薛學仁于乾隆七年（1742）入川后，在“隆昌縣南街，織布習圃為業”。薛達升在“隆昌南關外貸資本十千文，開設機房”。薛達亮先在“新繁縣機房販布為業”，后遷入宜賓縣傘把街開設機房（隆昌《薛氏族譜》）。
康熙六十年（1721），廣東興寧入川的陳志潤因盤資困乏，不得不在遵義板橋以“彈花”為業，兩年積谷十三石，后遷入永川東街以貿布為生。同縣的范君會在雍正丁未（1727）入川后，在榮昌“販布耕田十六載”，靠著積累的錢財到川北羅江購置了大量田地（羅江《范氏族譜》）。雍正丙午年（1726），從廣東龍川入川的駱弘寧也先在隆昌經營“布花生理”，致富后才遷入成都（雙流《駱氏族譜》）。乾隆三十九年（1774），廣東長樂移民周相星來敘州府南門內小南街開設了“豐順店”，是當地最早經營夏布的商鋪之一（宜賓《周氏族譜》）。通過以上客家移民經營夏布的經歷，可以發現清代夏布復興的路徑正好和客家遷移路線相合。粵東客家人最早入川定居的榮昌、隆昌、永川和江津一帶以及粵北客家人大量聚集的鄰水、大竹、儀隴等縣正是清初夏布復興的基地。夏布的傳播正是從這里開始陸續擴散到周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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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來蜀中麻產惟昌州第一
正是在閩粵贛客家人的努力下，苧麻的種植和夏布生產在四川各地漸行恢復，并日趨繁盛。清代中葉彭山縣火麻的種植已“粵人間有之。”（民國《彭山縣志》）溫江縣的苧麻“皮或織為布，粵東籍家多種之。”（嘉慶《溫江縣志》）新津縣“男女多紡織，故布最多，有販至千里之外者，其名有大布、小布、臺鎮等號。”（道光《新津縣志》）中江縣“不產苧，而婦女能績，故其貨盛行。”（道光《中江縣志》）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客家話中的“績麻”一詞融入到了蜀語之中，為四川留下了深深的客家印記。
乾嘉以后，四川苧麻和夏布的生產主要集中在了渠江流域、長江以南和沱江下游地區，尤其是客家人居住集中的隆昌、榮昌二縣，其夏布生產在川內位居首位，和江西萬載、湖南瀏陽并稱中國麻布織造的中心（這三地都是客家移民的聚居地，也可以看出清代麻布產業與移民流動的關系）。光緒《榮昌縣志》云“百年以來，蜀中麻產惟昌州稱第一，”縣內“南北一帶多種麻，比戶皆紡績，機梭之聲盈耳”。榮隆二縣的麻布織造最初只是為了滿足家庭所需，而市場的形成則始于嘉慶年間，到光緒時才形成規模。在隆昌境內，城廂、周興、界市、龍市和響石是縣內最主要的麻布集散市場。在榮昌，則以盤龍鎮為中心，包括隆昌的漁箭、周興、榮隆和內江觀音灘在內的市場圈遠近馳名。
當時的榮隆麻布多以漿紗為主，分粗、細、羅紋三種，雖工藝復雜，但因價廉物美而廣受歡迎，漸成行業標桿。《南溪竹枝詞》云：“鳴聲軋軋響閨房，篝火秋燈徹夜長。織得加機夸細縷，逢人爭說似隆昌。”川南人士大都認為“布以隆昌為最”，各地機房競相仿造。在成渝瀘敘各大口岸，所銷夏布也多為隆昌所產。農閑時分，榮隆二縣的布客走鄉串戶，游走于四川各地。不但在岷、沱兩江沿岸各場，就連位于川滇黔邊陲的南廣河、橫江河、赤水河、綦江河沿岸也不乏其蹤影。特別是這些布客還給當地帶去了織布技術，推動了夏布織造在山區的進一步傳播。這些布客中，很多都是客家移民。他們的流動也助推了江安南部、南廣河平寨等地閩粵客家人聚集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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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傳統夏布仍在鄉間織造
在清末，麻布已居于隆昌土特產的首位。當時的夏布每匹上莊“一兩七八錢”，中莊“一兩二三錢”，下莊“八九錢”，花色也發展為十六種之多。除了運銷本省，道光年間隆昌麻布還被山西商人販賣至北方，在晉冀魯豫一帶打開了銷路。此后，便有“山西、河南商販在縣購辦，運至永川之松溉下船，到渝轉運該省各地銷售，陜西一幫則取道合州運回本省分銷”。在榮昌，夏布和土陶、紙扇和燒酒并列縣內主要特產。相對于隆昌，榮昌對麻布的精加工更具優勢，在思賢河岸的觀音橋和獅子橋多設有漂房，專事漂染，部分隆昌和內江的麻布也運此代為加工。清末時榮昌麻布每匹售價“細者三四千文，粗者一千五百文，短者減半。”當時縣內“各鄉遍地種麻，婦女勤績成布，白細輕軟較甚于葛。山陜直隸客商，每歲必來榮采買，遠至京都發賣。”（光緒《榮昌縣志》）
在榮、隆以外，內江、江津、中江等地的麻布生產在清代也比較發達。內江麻布織造集中的觀音灘、田家場，閩粵客家和楚南移民甚多。而江津夏布生產集中的縣南先峰、仁沱一帶，也是江津閩粵客家人的主要分布區，當地大族南門武平王氏、永定闕氏、永定吳氏和先鋒場的武平鐘氏都屬福建客家。清代咸豐年間，江津城內染房甚多，多在南門外的斗口穴漂曬夏布。在仁沱，清末的麻布交易更是一度在福建會館天上宮進行，當地麻布一度遠銷上海。中江縣的麻布生產多集中于城郊、回龍、通濟等地，這些地區的移民也以粵閩楚南居多。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于夏布業的繁盛，織工組織也應運而生。清末，在隆昌仰山廟建立了“機仙會”，在成都也成立了織工的“三皇會”。其常常為了自身權益和布商抗爭，如成都織工“規則甚大，每每要挾停工，動輒開三皇會。每日均三餐，菜品無豆芽則罷工矣”（宣統《成都通覽》）。
民國以后，四川夏布織造開始了工業化的歷程，其規模和影響與日俱增，已非清代可比。直到今天，在成都東山、榮隆二昌的鄉下，還是能夠看到最傳統的夏布織造工藝。在這些工藝中，我們還可以一窺傳統時代客家人的生活，感知三百年前客家先民們的創業精神，從而體會歷史的生動與鮮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