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日期：2020-03-20 09:07:05 來源：北京日報 分享到： |
有一種紡織原料很神奇，它是從昆蟲的嘴中吐出來的。中國人最早發現并掌握了利用它的方法，并用它織成了美麗的織物——絲綢。這種美麗織物曾長期吸引著異域人，人們甚至用它的名字為一條重要的貿易之路命名——絲綢之路。
關于絲綢發明起源的爭議和發現
世界上有一種奇特的昆蟲叫作蠶，蠶的一生會經歷卵-幼蟲-成蟲-蛹-蛾幾個階段。在成蛹的階段，蠶是不能動的，很容易就會被別的動物吃掉。為了保護自己，蠶蟲就從自己的嘴里吐出絲來，在自己的身體上結出一層厚厚的繭，用繭包裹著蛹，保護著蛹。
在中華民族的發祥地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地區，遠古時代到處生長著中國特有的野桑和以野桑葉為食料的野蠶。我們的祖先發現蠶繭打松以后，可以做成柔軟溫暖的絲綿，抽出的絲能織成美麗柔軟的絹帛，于是就把蠶拿回家里，經過人工飼養，把原始野生的蠶馴化成家蠶。有些蠶還可以按照它們的發育期，把蠶子放養在山野間一些它們愛吃的樹葉上，隨它們自生自長，等待蠶熟結繭，把繭收回取絲。
那么是什么時候起，我們祖先發現了蠶繭取絲的奧秘？一個流傳最廣的傳說是，黃帝的妻子嫘祖是養蠶取絲的發明人。
傳說畢竟是傳說，養蠶取絲的起源還是要通過科學的考古發掘來尋找蹤跡。
1926年，清華大學研究院組織的一個考古隊，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發掘一個距今約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時期遺址時，在一個發掘坑的底部，出乎意料地發現了被刀切割的半個蠶繭。在這個遺址里，還同時出土了紡輪。當時，這件事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轟動。許多人對這枚蠶繭進行了考證和分析。有人認為這是一枚家蠶繭，推斷當時的人們已經開始養蠶抽絲織帛。
但也有人對此提出了質疑。有人認為這是一枚野蠶繭，而不是家蠶繭；有人雖然承認這是家蠶繭，但懷疑這是后來混入的，理由是：在新石器時代，生產技術十分原始，養蠶織帛是不可想象的；華北黃土高原地區的土質疏松，密封性差，裸露的蠶繭在地下埋藏保存幾千年是不可能的；繭殼切口那樣平直，一定要有鋒利的刀具，而當時使用的石刀、骨刀是無法辦到的。不同觀點爭執不下，這件事也被擱置起來了。
新中國成立以后，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的發展，與養蠶抽絲織帛有關的考古發現也層出不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8年在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發掘中的重要發現。
1958年，在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的下文化層中，發現了一塊絹片（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些絲帶和絲線）。這塊絹片僅僅比指甲稍稍大些，呈灰褐色，經過紡織研究工作者多次理化鑒定，確認是桑蠶絲，是經過繅絲加工后的長絲織成的，經緯絲平直而均勻。這是我國出土最早、最完整的絲織品。而經放射性碳素斷代測定，這一遺址距今約為4200年前。
然而，同樣有學者對這一發現提出了質疑。有人提出，錢山漾是個沼澤地帶，絹片浸泡在水里能保持數千年嗎？還有，這塊織物的工藝水平很高，它那均勻而平直的經緯絲，顯示了當時已經掌握了繅絲技術，并且有相當好的織帛工具，這就使得它在同時代的文物中有些不相稱。因此，有人懷疑這塊文物并不是4000多年前的遺留，而是后代混入的。
對于這種質疑，當時的考古發現者也進行了反駁。
不論半個蠶繭和小塊絹片的真實情況是怎樣，大量其他的考古發現，還是側面佐證了養蠶織帛的起源情況：1921年，在遼寧砂鍋屯的仰韶文化遺址中，有一件大理石蠶形飾物出土，石蠶長達數厘米；1960年，山西芮城西王村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址中，發現了一個陶制的蠶蛹形裝飾；1963年，江蘇吳縣梅堰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黑陶上，繪有蠶紋圖；1980年，在河北正定南陽莊仰韶文化遺址出土了兩件陶蠶蛹，據鑒定，這是對照實物仿制的家蠶蛹，南陽莊遺址距今約5400年。
上述考古發掘資料說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黃河中游流域和長江下游流域地區，都已出現蠶桑絲綢生產，并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
《詩經》里眾多關于桑綢的美麗詩篇
到了商代（約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我國的蠶桑生產和絲織手工業有了進一步發展，并受到統治者的重視。
絲織品不僅成為統治者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而且還成為他們死后的殉葬品。考古工作者在洛陽等地商朝貴族的墓葬中，就曾發現不少腐爛的絲織品遺痕。
殷商甲骨文中“蠶”字、“桑”字以及同蠶桑有關的字，出現的頻率極高。在發現的甲骨文中，從“絲”和“系”的字有100多個。統治者還用玉和金雕成蠶，作為裝飾品或陪葬品。河南安陽大司空村殷墓中就有陪葬玉蠶出土。在一些器物上，也會雕刻蠶紋作為裝飾。殷商時還設有被稱為“女蠶”的典蠶官，由婦女擔任，專門負責指導蠶桑生產。
我國西周到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里，有不少詩篇描繪了婦女們養蠶織帛的勞動情景。比如《豳風•七月》中這一段著名的詩句，就是描述采桑養蠶的景況的：“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鄭風•將仲子》有這樣的詩句：“將仲子兮，無逾我墻，無折我樹桑！”這是一對私戀中的青年男女，姑娘告訴她小二哥（仲子），不讓他爬墻到院子里私會，以免弄斷了桑樹枝。盡管她一再聲明，不是心疼桑樹，而是怕父兄知道了責罵，但是院子里的桑樹，對她家來說還是至關重要的。《衛風•氓》開頭4句則說的是麻布和蠶絲的物物交換：“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戰國時代的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也說明了種桑養蠶對于當時人們的重要性。
在絲綢生產方面，周朝政府設立了“典絲”官，專門負責絲織品的生產，規模是相當可觀的。
絲織品生產日益擴大，它的用途也越來越多。諸侯朝見天子以及諸侯間互相拜訪、集會結盟等重大政治活動，必須用絲綢和美玉等物作為禮品。比如，當時作為禮品的六種美玉當中，璧玉必須配上帛，瓊玉必須配上錦。“織錦”是一種多彩織花的高級絲織品，這種華貴的絲織品在西周已經出現了。《詩經》里，就有不少地方提到“錦”的名稱。《戰國策》記載，楚莊王有愛馬，用錦給它做衣服。
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絲織品，已經開始向國外交流，因此在國外也有所發現。例如在蘇聯南西伯利亞的巴澤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貴族墓葬中，也發現了來自我國春秋時期的絲綢鞍褥面，上面繡著精美的鳳鳥花樣。
古羅馬人對絲綢的向往和迷惑
公元前138年，漢朝杰出的外交家張騫曾經出使西域。這以后，從內地去西域的陸路就更加暢通了。當時通往西域的大路有南北兩條，最主要的南面一條出玉門關（今甘肅敦煌西）經鄯善（即古樓蘭，在今新疆若羌）、于闐（今新疆和田）、莎車（今新疆莎車），再向北到達疏勒（今新疆喀什）。由疏勒向西，就可以到大宛（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境內）。南北兩路在大宛會合后，可到達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從安息再往西可通往條支（今伊拉克）、大秦（即羅馬帝國）。
當時，漢朝的絲綢多由南路運往西域，再自西域經波斯運到歐洲。后來，這條道路被西方歷史學家稱為“絲綢之路”。
在法國人布爾努瓦寫的《絲綢之路》一書中，對古羅馬人認識絲綢的過程有這樣一些有趣的描寫。
公元前53年，古羅馬“三頭政治”之一的執政官、敘利亞的總督克拉蘇魯莽地率領七個軍團殺向了東方。他們的對手是粗獷的安息（波斯）人的部隊，伴隨著他們的巨型皮鼓聲和哨聲，發出了陣陣震耳欲聾的吼叫，在密箭掩護下，他們蜂擁而上，將羅馬部隊層層圍住。
羅馬人負隅頑抗，堅持了許久。但到當天正午時，安息人突然展開他們鮮艷奪目、令人眼花繚亂的軍旗。由于這些軍旗耀眼刺目，再加上羅馬軍團本來就已疲憊不堪，備受驚嚇，他們終于放棄抵抗。這一戰役以克拉蘇的陣亡而告結束。這是羅馬人發動的失敗得最慘的一次戰役。
至于那些使羅馬軍團眼花繚亂、繡金的顏色斑斕的軍旗，歷史學家弗羅魯斯認為這就是羅馬人前所未見的第一批絲綢織物。
絲綢比先前所有的紡織品都更加絢麗多彩，因而很快為羅馬社會所熟悉。克拉蘇戰敗之后不到10年的時間里，當愷撒在羅馬祝捷的時候，借機向羅馬臣民夸耀地展示各地的奢侈品，他的一位凱旋的將軍奉獻了一批絲綢織物，因而使所有在場的人都目瞪口呆，驚詫贊嘆。數年之后，羅馬人便開始以使用絲綢為時髦，以至于在公元14年，羅馬元老院只好下令禁止男性臣民穿戴絲綢服裝，說絲綢“毀壞”了他們的名譽；不僅如此，對婦女們使用絲綢也做了一定的限制。
由于不知道絲綢的來歷，當時羅馬人就稱其為“賽里斯國的布”或“賽里斯國的紗”。這是根據產絲國的名稱得名的。人們當時按照希臘文把中國叫作“賽里斯國”（Seres）。總而言之，這種絲綢來自遙遠的世界之端。
對于這種“賽里斯國的布”的來歷，羅馬人當時是一無所知。維吉爾在他的《農事詩》中記載了一種“細羊毛”，并說這是由賽里斯人“用梳子”從樹葉里“摘取”的。作者將絲綢簡單地誤作是一種經梳理而得的植物纖維，簡言之，就是一種棉花。
絲綢生產在中國古代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唐代的絲綢對外貿易非常發達，遠遠超過了漢代。西京長安成了東西方國際貿易的都市，中亞諸國如波斯、大食的商人，在長安設立店鋪收購絲綢。唐代朝廷對絲綢的輸出加以節制，或直接插手由官府壟斷貿易。絲綢的生產為唐代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唐朝初年，把全國分為十個道，各道每年要向朝廷交納一定數量的貢賦，絲織品是貢賦中很重要的一項。當時各道作為貢賦向朝廷交納的絲織品，名目繁多，花式新穎。
唐太宗時，有個叫竇師倫的，在四川益州大行臺任上，曾創制了不少絲綢花式，其中有對雉（野雞〕、斗羊、翔鳳、游麟等花樣，一直流行了幾百年。因竇師倫受封為“陵陽公”，人們就把那些花樣稱為“陵陽公樣”。
唐朝文學家陸龜蒙在他所寫《紀錦裙》一文中，敘述了他所見到的一條錦裙，錦裙上面織著二十只勢如飛起的鶴，每只都是屈著一條腿，口中銜著花枝。每只鶴的后面，還有一只聳肩舒毛的鸚鵡。
到了宋代，民間的蠶絲生產和織帛生產開始有了分工。農村婦女養蠶繅絲，卻不一定自己織綢了，而是把蠶絲出賣給專門的“織帛之家”（即機戶）去織綢。養蠶和織帛的分工，大大推進了絲綢紡織業的發展。宋朝歐陽修在一首送客詩中寫道：“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可見民間絲綢紡織業已在城市興起。
緙絲，又名克絲、尅絲和刻絲，我國唐代已有這種品種，宋代成為我國著名的絲織藝術品。緙絲是用許多特制的小梭子，穿引各色絲線，根據畫稿花紋色彩的輪廓邊界，一小塊一小塊盤織出來的。日本人把它叫作“綴錦”。運用這種織法，能織出無比精細的花紋來。但是很費工夫，大件的作品，往往要幾年才能織成。唐朝時，定州等地就能織造大幅的佛像。但緙絲這一名稱，卻是宋朝才開始有的。北宋時，定州成為緙絲的主要產地，產品多供畫院裝裱名人書畫。如今，我們在故宮博物院還可以看到北宋的緙絲織物“紫天鹿”“紫湯荷花”等等。
緙絲技藝在明清時期更趨精湛，作品除欣賞性的書畫外，還有龍袍、臺毯、坐墊、香荷包、宮扇等物。
明清時期，民營的絲綢業大為發展，當時著名的絲綢產地有蘇州、南京、杭州、嘉興、潞安洲（今山西長治）、成都、廣州、福州等地，織綢作坊雇傭的工人達到幾萬人。這些地方出產的織錦、紗羅、絲絨、絲緞、潞綢、妝花等，暢銷國內外。
明清時期，官府也設有規模巨大的絲織工場，著名的有“江南三織造”（即設在南京、蘇州、杭州三地的織造衙門），主要生產專供皇室使用的各式絲綢。
養蠶繅絲技術的全球傳播
蠶絲業發軔于中國，后傳播到世界各地，各國的植桑養蠶業都直接或間接傳自中國。傳播路線大致有四條：東北方經朝鮮傳入日本，西方經新疆傳入希臘、意大利等國，西南方經西藏傳入波斯、土耳其、印度等西亞南亞各國，北方經東北傳入俄國。
蠶種外傳的故事最早見于《大唐西域記》，它記載了東國（似指中國的割據政權）一位公主出嫁到于闐，她將蠶種藏在帽子里帶到于闐，一些學者將此事上溯至公元3世紀或更早。但是，《大唐西域記》和《魏書》等史籍未記載于闐此時已經養蠶，從今和田地區（古于闐）丹丹烏里克佛寺遺址蠶種傳說圖與唐代文書同出來看，蠶種傳到于闐最早恐怕也要到五六世紀。此后不久，蠶種又相繼傳到印度和波斯。
據西方史料記載，公元550年或551年，東羅馬帝國查士丁尼皇帝派兩個波斯僧到中國，他們將蠶種藏于竹杖中帶到拜占庭，從此東羅馬帝國也有了養蠶業。由于蠶種外傳，加上地中海沿岸、波斯和中亞一些地區適于蠶桑，所以他們的養蠶業發展迅速，絲織業也繁榮起來。到阿拉伯帝國時期，波斯已是帕米爾以西最大的絲綢生產和銷售國，同時也是繼中國之后世界上第二個絲綢生產大國。
來源：北京日報
